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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棋为伴(泰州晚报:孙亚琴)
  发布时间:2008-11-26    文章来源:泰州棋院    点击:8730

 

本文刊于2005年9月20日泰州晚报《人生访谈》专栏,泰州晚报记者孙亚琴采访撰写。

 

 

泰州晚报记者顾俊 摄

 

1963年夏天,县级泰州市东大街,一棵老黄杨树下,翁和与大他3岁的四哥在自家小院摆开棋盘对弈。邻居黄忠实恰巧路过,这位县级泰州市解放后首个围棋冠军驻足片刻,向两小儿发出邀请:如果想学棋,晚上来我家。

贪玩的翁和去了。从此与围棋结缘。

1964年春天,学棋半年的翁和第一次代表泰州参加省级比赛,在13名少儿棋手中取得了第8名。归来后,师从泰州围棋冠军、退休中学教师陈宝如学棋。1966年恩师陈老先生去世后,至上世纪90年代初,此后二十多年里,翁和独步海陵棋坛,多次获得泰州市、扬州地区围棋冠军,代表省、市参加全国、中日、中韩业余围棋比赛。

56岁的翁和,在农村插队7年,做过30多年教师,从事过文学创作,曾是《泰州市报》“海陵棋人棋事”栏目撰稿人,现仍在教学,兼任泰州棋协常务副主席、泰州棋院院长,海陵区人大代表、泰州市政协委员。

 

静静的周家小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翁和还是在校初中生

一天到晚搞政治宣传、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设防,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侯的政治气氛什么样呢?我说一个小例子。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家庭或者干部家庭,如果动手打了小鬼,都担心把小鬼惹急了,跑到居委会或者跑到他们单位说我家爸爸、妈妈在家里说毛主席如何如何的,或者把毛主席语录揉皱掉了什么的。你马上就被打成“反革命”。血肉亲情关系都被政治异化了。

在一派翻天覆地的嘈杂中,尚有一处清静,可容下一张方桌,翁和与棋友切磋交流,怡然自乐。

外头到处是“火烧(炮轰)走资派”的标语,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戴高帽子游行那种场面,但我们一走进棋友周树屏家的小院,一对着那张棋盘,捧一杯清茶,那个桌子都摇摇晃晃的,但是我们就仿佛进入一个宁静的世界。

“文革”使我们成了“职业棋手”,周家小院成了“露天棋院”。周树屏是退休教师,曾获得淮阴地区围棋冠军,陈鸿远、薛季成都曾获市围棋冠军;锋陵集团老总曹扬那时在比赛中虽没有得到什么头衔,也是一流棋手的实力;荣绍德的棋在干部中是佼佼者;我是学生中正宗“逍遥派”。

文革期间是我们长棋的好时光,很怀念。文革中搞运动武斗什么的,有时候把人都变坏了。那时候泰州武斗说起来不厉害,但也死了人的。当时有一种感觉,这个“革命”很没道理。荣老是泰州有名的企业家,是工业界的一面旗帜,也是“走资派”!

围棋是胜负的世界,棋手对围棋的信念、追求和荣誉都集中体现在胜与负上。

我们6人尽管年龄、职业不一,性格各异,围棋却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可算是感情诚笃,谈棋论道无拘无束。为了一局棋的胜负争论起来又像儿童般天真烂漫,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争论一过反感到分外亲切。

围棋让我们在乱糟糟的年代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一盘棋改变一生命运

 

1968年深秋,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初中毕业两年的翁和成为扬州市高邮伯勤公社一名知青。

有个棋友告诉我,他每天都听见隔壁的一个知青拉琴,他说:拉的什么曲子我不晓得,我只听到四个字:我要上调,我要上调。那个时侯,知青都希望通过一技之长能够调进城里。

不愿闲在家里,翁和是主动报名插队的。然而,巨大的城乡差别使他陷入了茫然。

住的是草房。由于我们种菜也不怎么行,经常吃白饭。农民吃一顿米饭感觉就是过节了,平时全是吃菜粥,一天三顿菜粥,冬天只吃两顿。一天的劳动报酬只有两角几分钱,有时只有一角几分钱。

我们知青都富于幻想,都希望将来有份好工作,尤其像我,跟下棋的人接触多了,对工作的期望还是蛮高的。最起码生活有保障吧?你说,在农村,生活多没有保障,对家庭还是负担。

23岁的翁和在异乡农村挨到第5个年头时,泰州棋协找到了翁和,表示愿把他调进泰州城。作为进城的理由,翁和必须赢得一次有省围棋冠军参加的比赛。

棋协邀请南京队、东台队、盐城队、南通队,到泰州来搞一次比赛。南京队来了两个队员,其中一个拿过3届省冠军,叫王兹安。当时泰州体委冯主任,棋协荣绍德、诸祖仁跟我讲,如果你能拿到冠军,或者能赢了王兹安,两样里占了一样,我们跟上面就好开口了。

赛前,家里也很重视,本来我在家里还做点家务,挑挑水,扫扫鸡窝,家里全力以赴,什么也不让做。

我跟王兹安那局棋下了有两天,因为比赛时间安排宽松,也没用赛钟,可以长考。两人都下得很慢,谨慎用兵。棋局进行到中盘开劫时,老冠军王兹安误找了个“瞎劫”,才让我侥幸取胜。同时还拿到了比赛的冠军。体委和我家里的人都很开心,后来很快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泰州。

高兴之余,翁和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怜。

只有我自己晓得,比赛的那几天,我背着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来下这盘棋。

不是单纯为了提高围棋技艺,也不是单纯为了泰州的荣誉,其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包袱: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下棋啊,太不是个滋味。

 

悲欢黑白子

 

有一盘棋,翁和用“刻骨铭心”来形容。那一次,他败给了国手华以刚。

19738月份,国家围棋集训队来江苏搞巡回指导赛。国家集训队都是全国一流的棋手。华以刚现在是中国棋院的副院长。

当时,省体委通知我代表江苏省跟陈祖德、华以刚各下一盘棋,学习交流。陈祖德我根本没想赢他,他让我两子下的,结果我输了五子半。那是我第一次跟国手下,心态很不好,一会儿怕,一会又想拼命,最后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输掉了。跟陈祖德的差距还是比较悬殊的。

输给华以刚,翁和输的不甘。

一直走到中盘官子阶段,我都觉得我是一盘赢棋,最后却输给了他,他给我复盘讲解时,我还有点不服气。后来还被我们江苏队郑怀德教练批评。

其实呢,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委屈:原本是一盘好棋啊。

那天晚上我非常痛苦,1973年我23岁,那时候我恨不得把头朝墙上撞,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一个人漫无目标地乱走,如果妈妈在跟前就想扑到妈妈怀里大哭一场。很晚很晚才悄悄地回宿舍。

虽然我的比赛成绩没有哪个人跟我讲不好,但是我看我的名字后面一个一个的“鸭蛋”,虽然这些优质“鸭蛋”都是国手友情赠送的,输给的是陈祖德这些人,还是非常伤心。

输给华以刚,翁和很久不能释怀。

赛后,我把这盘棋摆出来再请其他的国手讲解。他们说,我的棋有潜在的不利因素在里面。其实双方局势差不多,是我对棋局的分析不够深刻。

对棋的理解、认识与国手还是差一个档次。看起来旗鼓相当。从实战上看,大局和处理局部的战斗远远没有国手内行、老到。华以刚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上世纪80年代初,省围棋队组队时,教练郑怀德向翁和发出邀请。但翁和放弃了进省队做一名职业围棋手的机会。

要我当一个职业棋手,我就要打进全国前3名,那才能算是国手,才算比较有成就,最差最差也应该是省队的绝对第一,不然当棋手就太没意思了:做人家的陪衬?人家拿鸭子,你生鸭蛋?太难受了。

在考虑职业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适合自己兴趣的,这个职业虽然在刚学棋的时候一直期望以围棋为职业,当自己的围棋真正到达一个层次时,对棋的理解、所接触到的棋手老师越来越高时,我就对自己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到那个时候,我感到,我不是一个当职业棋手的料,我对自己的分析,将来最好的结局,就是当一个围棋教练。当一线队员,我想我在省里头不可能打出很出色的成绩来。

最开心的一局,是1978年的江苏省运动会围棋赛。

比赛在周总理的家乡淮安举行。省运动会围棋赛除了全省业余棋手强豪参加外,省围棋队邵震中等6名职业棋手也全部参赛。

我获得第四名,前三名是职业棋手,还有三名职业棋手在我后面。这个成绩比省业余棋手比赛的冠军还要难。比赛结束的当晚,上海围棋队应邀和江苏队举办一场对抗赛。我获得第四名,因此能代表江苏队和上海队李青海职业七段对阵。李青海颇具实力,第二年他就获得全国赛第四名。赛前队友们对我不看好,恰恰我就胜了李青海,结果江苏和上海22打平。

 

感谢围棋

 

围棋于翁和,只是一个业余爱好。作为业余5段棋手,他感谢围棋。

插队头3年,曾经当过3次河工,挑河在农村是最苦的活。我手上有厚厚的老茧,我的两个肩膀都是斜的,有“扁担瘤”。那个时候已经能挑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能够整天地挑,挑三四方土,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劳力了。

挑河的时候,一天能吃三斤半米饭,每天三顿都是咸菜汤,老咸菜朝锅里一摞烧一锅汤,烧熟以后倒一点香油。

第一次挑河我挑了3天后,肩膀肿了,手上有泡了,休息时,尽管天很冷,地上也很潮湿,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太累了。真想回生产队,不挑了。挑河的工分是生产队的两倍,另外还有补贴,那个时候知青都要挣工分。

当时,除了想到保尔.柯察金,另外,就是这个围棋,使我坚持下来。

一般人都认为下棋哪个技艺高就行,实际上,棋的胜负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棋艺水平,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素质,承受这种痛苦与磨难的能力。

双方下棋,一方形势不好时,他就要拼命,会下出一些超出常规的强手来。形势不利的一方拼命要搅乱棋局,把棋局变得很漫长。有利的一方就像财主似的,生怕走路跌了跟头,小心地把握棋局。所以说,棋的竞技不只是斗智,也是拼两个人的心理素质同品德修养。

当时坚持下来,我跟我儿子、朋友讲,下棋给了我心理素质,使我承受磨难、痛苦的能力比别人强一点。

3天坚持下来以后,后来挑了一个多月,也就挺过来了。第二次、第三次挑河就很自信了。挺过了磨难,磨难就成了一笔可贵的财富,足令一生受用。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是一个漫长而悠远的过程,棋局中所展示的变化都仿佛是人生的一个缩影。人们在棋局中都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体验自己人生中某个阶段,甚至一时一刻的经历。这种造化与人生的契合,令人满足,回味无穷。

1998年“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赛在北京举行,翁和参与了比赛的策划、谈判与签约的全部过程,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围棋大赛的历史性事件。

春兰的豪举,提升了泰州的知名度。然而,泰州棋手在省内落后的棋艺水平却与此形成了反差,被誉为“泰州聂卫平”的翁和深感责任难却。

去年我随省围棋代表团到韩国棋院去访问时,韩国棋院的理事长赠送一本该棋院的杂志,其中有曹薰铉研究中国围棋史上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棋圣黄龙士的对局,对黄龙士非常推崇。黄龙士是我们泰州姜堰人,已经过去300多年了。他的棋谱现在在日本、韩国仍然是国手研究的宝贵资料。

清代末期,最后一个大国手是江都人,叫周小松。从近代来讲,我们扬泰地区棋艺水平代表着当时国家最高的水平,是国手云集的地方。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康士龙、荣绍德、诸祖仁三位功勋式人物领导下的泰州棋界曾创造历史的辉煌,在省市比赛中取得过许多骄人的业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翁和独步泰州阶段、县级泰州市的围棋水平也在省内领跑。

翁和也曾培养出一批学生。其中包括冯云散6段、丁波五段和巫浏淏6段。冯云散曾获省业余棋手“棋王”赛第一名,全国业余棋手比赛第四名,代表我国业余棋手出访日本比赛。丁波现任江苏棋院男队主教练,是全国职业棋手等级分前100名选手。巫浏淏2001年获全国大学生比赛冠军。

200211月,在市体育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批准正式成立了泰州棋院。海陵区政府和领导对家乡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拟在新建的海陵区文化艺术中心统筹安排泰州棋院部分校舍。

泰州棋院成立以来,多次举办了全市四市两区职工围棋赛和少儿棋赛,还和南通、扬州、宝应、仪征等地棋手交流比赛。去年春天,江苏棋院院长邵震中九段专程来泰州棋院视察指导工作,并和泰州棋迷见面,大盘讲评,充分肯定了泰州棋院开展的工作。

翁和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培养出一支杀得出去的泰州少儿围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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